陈恭澍对于早期“军统”的描述

本文摘自台湾《传记文学》连载的陈恭澍所著回忆录《英雄无名》。作者以其亲身经历，较详细地介绍了国民党“军统”特务组织初创时期的情形。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与戴笠，以及蒋、戴与“军统”的关系。作者在文中的观点、用语，与我们截然不同，除个别地方为叙述方便稍做修改外，其他并无改动。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这是50年前的事了。

1931年春天，蒋介石在南京香林寺官邸，分批召见我们100多名从各地归来的军校同学，作个别谈话。

过了三四天，接获通知，在100多人中，圈定了14个人，开班受训。

这个小型的训练单位，定名为“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”，由军校政治部主任酆悌兼主任，沈遵晦任秘书。

我们所研读的课程，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指定的几部书，如《陆象山全集》、《王阳明全集》、《曾文正公全集》、《戚继光治兵语录》、《三民主义的理论之体系》等，自行阅读后，必须将研读心得写成札记，汇齐后，每周一次，呈送校长核阅，阅后发还，多有眉批。

对于这些博大精深的儒学书籍，我们14个人中，真能读得“通”的，连三分之一都没有。

在受训期间，倒是有一件事作了硬性规定，那就是除星期例假外，中午一定要到军校的“工字食堂”集体会餐。

蒋介石在中午12点5分左右莅临，先由校值星官喊口令，全体起立、坐下，一声“开动”，然后一齐用餐。虽然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不要发出声音，可是仍然免不了偶有餐具碰触的声响。

进食时间约十分钟，大家陆续放下碗筷，摆摆整齐。原位坐正，挺起胸膛，恭聆校长讲话。开班后的第二个月，由先期老大哥们发起，我们14个人具名写了一份报告，呈请校长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。因为那时候我们14人都以个别不同的原因，被注销了党籍及学籍。校长以毛笔批示：“准予恢复党籍及学籍。”签署“中正”。

14个人每月所领的生活津贴并不一样，是按期别高低发给的：第一期80元，第二期70元，递减至第五期只有40元。其实，那个时候的40元，单是光棍一个人不携家带小的话，应该是很够用了。

六个月训练期满，正值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蒋介石手谕，分发我们12个人向中央党部报到。报到后，等待了许久，却不见下文，也没有一个人被分派工作。究竟为了何故，迄今不明。在无可奈何之下，我们只好就此分手各奔前程了。

我并没有什么社会关系，正在进退无据的时候，多蒙黄雍（剑秋）、张炎元（炳华）两位老大哥关爱，叫我搬去同住。

有一天下午，有客到访。来客首先和剑秋、炳华握手寒暄，接着又面带笑容地向我伸出友谊的手。剑秋兄连忙为我们双方介绍说：“这位小老弟是五期同学陈恭澍，这位老大哥是六期同学戴笠——戴雨农。”五期的称“小老弟”，六期的称“老大哥”，这句介绍词有点奇怪。

我曾经问过剑秋兄和炳华兄，这位戴同学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们告诉我，只知道他在校长官邸，并不明了所司何职。我又不解地追问，他既然在官邸任职，为什么这次校长下野回奉化，他不跟了去？这两位老大哥并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含含糊糊嗯了一声就算了。

往后，每逢戴雨农和我们相遇的时候，也都会提到：“有报告呈给校长，可以交给我转上去，比较方便。”我每次都回答说：“没有什么请求，也没有什么条陈，不敢麻烦校长。”我这样说，自己觉得非常得体。其实，我太木头了，他所指的“报告”，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狭义，可惜我当时体会不到。

据一般记载，在1931年2月底，戴雨农已被圈定为“特务处”处长。这个“特务处”并非政府机构，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组织“三民主义力行社”之下。经过筹备，至4月1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，所以而后的“军统”定“四一”为成文纪念日。

戴雨农于1946年3月17日空难殉职，特将“四一纪念”改在“三一七”合并举行，简称为“三一七纪念大会”。之后，“三一七大会”年年举行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，先总统在日，每年均莅临讲话。

回想起来，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，戴雨农已负有“联络”任务了。

戴雨农之任“特务处”，也有许多传说，因为他在“力行社”高级干部中的期别、地位，都比不上别人，此一重任，怎么会交付给他呢？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：

“民国21年2月26日下午8时，在南京中山陵园，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，领袖支持我，固然绝对负责；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，现已出国，名字我不便说了，要来打倒我。他说：‘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，校长叫他负责。’次日，我就报告领袖，请求辞职，结果没有准，及至一年以后，领袖告诉我，仍有人来攻击我……”

从这一段话，可知他之出任“特务处”，完全是校长的支持与赏识。

1932年5月间，戴雨农找我，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，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。他不作说明，也不加解释，要求我在第四、五、六、七期军校同学中，物色30名同学，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。此外，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：最好能在一周之内，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资料的名单，给他备用。

只有三天，我就在三道高井、明瓦廊环绕着“军校毕业生调查课”这一带的小旅馆里，征求到30位同学的同意。其中有穷根究底的，有不求甚解的，也有半信半疑的，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，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。不过，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。

戴雨农未加考虑的就照单全收了。总数是30名，连我也包括在内。

训练班的地址，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，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。该班班址面积不大，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。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，辟为操场之用。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，新开了一个小窄门。说它是个门，实在像个洞，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。窄门以外，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，连人力车都不能走。

小巷子那一边，相对又是一堵高墙，墙里面才是“洪公祠”。后来，军统局记录中的“洪公祠训练班”源出于此。

训练班的正式名称，全衔是“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”。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，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磐兼任。显然的，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，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。开课、结业或是领袖莅临时，他们到一到，应卯罢了。

班本部之下，分组或分课，各言其是，我记得是分为三组。郑介民主管教务，戴雨农以“事务”名义主持班务，李士珍管训育兼任队长。

这就是国民党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，因事在草创，只略具雏形而已。不过，全班上下，里里外外，却充满了神秘气氛。

进入礼堂的只有领袖和戴笠，其他的人军服便装都有，皆止步于门外，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。

预先，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，领袖举左手引导宣读，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，读毕，戴笠即刻把所有誓词收集起来，当场就引火焚化了。全场肃穆无声。

领袖训话，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，保卫国家，做一个无名英雄。

实在弄不懂，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负实际责任，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？是为了资望不够？军校的期别太低？抑或唯恐暴露身份？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。

还有不可理解的事，那就是“特务警员训练班”既然由“力行社”所主办，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，校长都莅临多次，却不见“力行社”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实在是耐人寻味。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，我还不够加以分析的程度。

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，光用“简陋”两个字形容，似乎还不够，若再加上“寒伧”，那就差不多了。我这么说，绝无奚落之意，而在说明开创的艰难，真个是筚路蓝缕。

不过，开学典礼，倒有简单庄重的仪式，军事委员长、军校校长蒋介石亲临监誓。陪侍领袖步入礼堂的，不是班主任申听禅，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磐，更不见“三民主义力行社”的书记或常干，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。

宣誓过后，正式上课。谈到课程，主管教务的郑介民的确是煞费苦心，其最大的难处，就是师资难求。像这种训练，事在首创，并无前例，究竟要排哪些课目？需要哪些教材？到哪里去敦聘教官？谁堪胜任？一时都难以得到满意的答案。

至于一份杂志上所说的“综合采取中、日、德、俄、英、美之精选教材、教官，施以情报业务训练”那些话，美其言而已。

事实上，无论在哪个时代，乃至今日的世界，像这一类的教材，大多都是本国自行编制的。试想，哪一个国家肯把这一套老老实实地教给外国人，岂不是真成了授人以柄。也只能说，我们翻译过来的外国货，充其量也只能列为“参考资料”而已。

印象深刻的，是每一位教官都有高度的热忱，迟到缺课的情形绝无仅有，解答问题也不厌其详，这是在训练机构中相当难得的现象。因而，一般同学们，不愿意听他的也要听，学不会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。

只可惜许多课程太专门，不要说以六个月时间学那么多花样，就是单学一两样，也未必能登堂入室得到个“通”字。好在每一个受训的同学，都能建立一个“特务工作”的概念，这也就算达到开训的目的了。

总之，一般同学的心理，并不在于学本领，大家都盼望着早日一试身手。

六个月，很快就要消逝了。结业前，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，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，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。

结业那天，举行简单仪式，领袖三度莅临训话，语多勉励。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，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、佩带整齐的高阶人物。据说，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于本年9月间，新设立的“调查统计局”有职务上的关系。

这里所提到的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”，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“军统”。可是实际上此刻的“军统”，应是“早期的军统”，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，戴雨农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，也就是“第二处”。到了抗战时的1938年，“调查统计局”改组，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，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，这才是正式的“军统”。以此为基础，几经更名演变，虽然“军统”已不存在，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到今天。这就是现在的“国防部情报局”。